石玉书先生，字国麟，光绪十九年(1893年)生于贵州金沙县，其名出自“麟吐玉书”之典故。先生少年时有志于医，随清朝进士、医学名宿贺静轩学医，贺氏不仅精于医道，还通晓地理，这为先生深厚的医学造诣奠定了基础。十八岁，先生即在乡里悬壶应诊，屡起沉疴。后移家贵阳，仍以行医为生，救治者数以万计，在省内享有很高的威望。1956年，贵阳中医学院成立，先生为首任院长，1973年卒于贵阳。

先生一生从事中医六十余载，尽管疗效卓著，造福乡里，因诊务繁忙，无暇著述，即便是留下来的单方文字也不多。笔者有幸跟随13年，步趋承教，蒙诲谆谆，亲聆受益，不论是细微的诊方量，还是平素待人接物，先生的精湛医术、崇高医德至今历历在目。

解放前，先生在原川剧院(现中华南路)开办“天生元”药号，不分贵贱，一视同仁。其时贵阳穷苦人居多，由于先生态度谦和，平易近人，加之药价低廉，疗效显著，故而深受经济拮据的劳苦大众的欢迎，对一些特别困难的患者，先生还以药相赠，高尚的医德为市民所称道。

1953年，年近七旬外祖母患“中风”症，三日昏迷不省人事，亲朋闻讯前来看望，见此情景都嘱以“准备后事”之语，我父亲请来先生，先生切脉后沉思良久，处一方，谓“如灌药次日下黑便，则可救”。外祖母用药第二天，大便下，神渐清，遂复诊，半月痊愈，先生精湛医术，可见一斑。

1961年，先生收我为徒，给我上的第一课便是医德。他说，自古称医为仁术，医生的责任，就是要慈善为怀，解人痛苦。先生不但这样教我，而且身体力行。

1956年他担任贵阳市中医医院院长一职，事务已够繁忙，但一直坚持门诊，很多病人因挂不上石老师的号，临下班还等加号，而老先生总是不厌其烦，一再推迟下班时间。星期天到他黔灵西路家中的求医者更是络绎不绝，热闹非凡，每每先生刚起床开门，客房里便顷刻坐满了人。至今思此场景，令人感慨！

先生定了两条行医规矩，一是困苦者不收分文；二是远道而来，扶老携幼者优先诊治。

在家中诊病时，先生口授，我开方，一坐便是三四个小时，尽管很劳倦，但先生态度依然谦和，毫无怨言，堪称行医者之楷模。由于先生在贵阳的影响大，认识先生的人很多，我经常打趣说：“您到那里都得不到安宁！”事实也是这样，不管他在哪里出现，总会有人“拦截”。

有一次，我陪先生到浴室洗澡，衣服还没脱，就有人围上来说：“麻烦石院长开个方。”由于身上没带纸，病人就把“朝阳桥”香烟的包装纸翻过来，权当处方笺。

还有一次，1963年，中国儿童艺术剧院从北京来贵阳，在人民剧场演出《岳云》，我陪老师前往观看，散场时，一位素不相识的观众欢喜的叫到：“石院长，我找您看病找了好久！”先生顿时被一些人围住，纷纷请求诊病，先生不顾天时已晚，微微一笑，欣然同意，人民剧场的休息室当成了诊室，认真工作起来。由于候诊者较多，剧场的经理也主动赶来维持秩序。事后，适逢贵州省文史馆老书法家夏协六先生来家造访，我对夏老谈及此事，夏老为之感叹，挥毫写下：“风度和蔼，济世天才，仙佛心肠，抱与为怀”的赞句。的确，只有具备崇高医德和精湛医术的医生，人们才能会对他如此之厚爱。

先生数十年的医疗实践，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，予侍诊多年，感悟老师用药处方，颇具特色，自成风格，师古而不泥古。实践中，先生看重阴阳至平衡，强调气化，认为药物本为补偏救弊而设，巧妙利用寒热温凉之药性，主张轻、清、灵、动，所谓“四两能拨千斤”是其意也。对动辄大包围，撤拦河网式的用药俗风颇有微词，他认为任何疾病不管如何错综复杂，总有一个主要矛盾，抓住了矛盾的症结，次要矛盾往往会迎刃而解，起到事半功倍的疗效。纵观石老的处方，不难看出：药味少，但配方却十分严谨，“君、臣、佐、使”丝丝入扣。如果用简、便、验、廉这样几个字来概括石老的遣方用药，那是再也恰当不过的了。其丰富的临床经验，后人总结为“察阴阳，重气化，尚天人相应之奥妙；观整体，重气血，以脏腑辩论为绳墨；法经方，效古法，制方谴药，独树一帜。”

古人云：“为而不恃，功成而弗居”。先生就是这样的人，他行医数十载，经他救治的患者难以计数，但他有所施，而不求报。辞世已卅余年，但先生慈祥和善的容貌，术德兼备的品质，至今依然铭刻于心。

蒙受先生恩泽，笔者在行医的道路上不敢稍忘，且身体力行，虽年逾六旬，每每念及先生教诲，总会给我无尽力量！

在商报的忆周刊上看到这样一句话：那些逝去的音容，依然在我们心里栩栩如生，那些过往的故事，已只能借由我们的口笔在这世间流传。谨作此文，以表怀念。

编辑：刘敏